若以汤因比“文化形态学”的视角审视，安史之乱恰好就是文明成长与衰落的临界点。此前的唐朝，因为李白、杜甫，玄奘、慧能等人的存在，恰似古典文明绽放的巅峰，其强大的国力、雍容的气度，成为后世想象盛世的范本。而安史之乱的爆发，仿佛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一般，打破了帝国的政治秩序，也撕裂了古典文明的完美图景。
千百年来，学界对安史之乱的兴衰得失不乏探讨，但因为传统政治史叙事的局限，对这一主题的叙事，多囿于《资治通鉴》奠定的框架，聚焦帝王将相的决策与政治权谋的博弈，未能跳出线性史观的束缚，对历史深层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系统剖析。直至近年，唐史研究领域才迎来方法论的革新，如李碧妍《危机与重构：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》从区域政治格局变迁的视角，重构中晚唐地方权力结构演变的内在逻辑；仇鹿鸣《长安与河北之间：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》运用墓志石刻等新出文献，结合传世史料，以群体政治心态和政治惯性为切入点探讨藩镇格局；历史作家张明扬的《弃长安》一书用文学化的叙事整合学界最新成果等。
当学界普遍认为安史之乱研究已达瓶颈，如同 19世纪末物理学家感叹“物理学大厦已基本建成”之时，张诗坪与胡可奇合著的《安史之乱：历史、宣传与神话》（以下简称《安史之乱》）却别开生面。该书在继承仇鹿鸣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，引入经济学、社会学、军事学等跨学科方法，效法欧洲古典学的建模方法，为安史之乱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，堪称近年来唐史研究领域的突破性力作。
展开剩余84%唐代（传为李昭道所作）作品《明皇幸蜀图》局部。
《安史之乱》
作者：张诗坪 胡可奇
版本：世纪文景｜上海人民出版社
2025年8月
聚焦地缘经济格局的演变
传统史学对安史之乱起因的解读，多停留在唐玄宗晚年怠政、李林甫、杨国忠专权等表层因素，而《安史之乱》则借鉴费尔南·布罗代尔“长时段”理论，将目光投向秦汉至隋唐的地缘经济格局演变，揭示了叛乱爆发的深层结构性矛盾。作者指出，秦汉王朝以关中为统治根基，源于当时关中平原的经济优势。关中地区充足的粮食、密集的人口，为朝廷掌控四方提供了物质支撑。但自东汉以降，河北地区逐渐完成经济整合，其经济、人口逐渐超过关中。前秦灭前燕时，河北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已是关中三倍以上。
这种经济地理的失衡，在隋唐时期演变为尖锐的社会矛盾。掌控政权的关陇集团仍固守关中本位，导致河北虽“物产殷阜，人杰地灵”，却长期处于政治资源分配的边缘。河北士人上升渠道狭窄，难以进入权力核心。与此同时，东南地区经济崛起，催生了新的商贸格局，南方绢帛、盐茶等商品在与北方物产的交换中形成巨大溢价，而河北虽农业发达、人口众多，但通过商业实现阶层跨越的可能性却大幅下降。在传统职业路径中，河北民众仅剩为藩镇当兵一条出路，这种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的双重剥夺，逐渐积累起他们对朝廷的不满，为叛乱与更往后的藩镇割据爆发埋下伏笔。
作者进一步分析，玄宗中期以后，唐朝与吐蕃的长期战事导致军费分配严重失衡。大量军事资源被投入西部边疆，河北军镇的军费供给持续缩减。这种战略倾斜，激化了当地军民的不满情绪。以上种种，共同构成了安史之乱爆发的“基本条件”。而作者这一分析框架，展现了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宏大叙事能力。
跨学科的方法与战争的内外
《安史之乱》的一大亮点，在于其对跨学科方法的自觉运用。作者不仅引入经济学、社会学理论剖析宏观背景，更凭借深厚的欧洲古典学素养与军事学功底，对历史细节展开微观解构，为许多争论不休的历史问题，提供了较为理性的结论。
在对李林甫、杨国忠的研究中，作者运用“量化史学”方法，通过比对李林甫执政前后唐朝纳税人口数据，指出尽管李林甫在私德上存在争议，但其推行的括户政策、税制改革，使唐朝朝廷控制的纳税人口增长了一倍，有效缓解了玄宗时期的财政危机。因此，李林甫确实是协助唐玄宗渡过财政难关的重要助手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大刀阔斧的改革者。而对于杨国忠的崛起，作者则指出，杨国忠只是杨贵妃的远亲，他的崛起与杨贵妃的关系并不大。杨国忠的崛起本质上是“财政危机下权力结构调整”的结果，唐玄宗对他的重视，在于他出色的理财能力。
这本书的另一个特色，是对军事问题的探讨。中国主流史学传统并不重视军事研究，多数历史学家在遇到历史上的战争时，只能引用一些战略学理论，做出大而化之的解释。本书第一作者张诗坪既对整场战争的大势作战略分析，也结合具体的地形、地势作战术分析。本书以多幅军事地图来解说战争，这在传统的史学著作里是罕见的。很多让后人云山雾罩的战例，结合书中的地图，让人顿时豁然开朗。
正如本书副标题所指出的，唐代官方的史料，很多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宣传材料，存在大量虚实交织的记载，仅仅靠传统历史考证的手段，很难辨别真伪。而作者通过军事学原理验证史实，以“军事基本逻辑”考证史料。引入了这个新方法后，很多以前考证不清楚的悬案，就一下子很清楚了。
尤为难得的是，相比一般的军事学者，本书作者格外重视战争的场外因素，如政治动向、财政状况、后勤支持等。一些令过往研究者疑惑不解的问题，在本书中都因此得到了科学的解释。例如，唐玄宗催促哥舒翰出潼关与燕军决战，向来被认为是一大失误，导致本来可以在一年内平定的叛乱被拉长到八年。而本书指出，当时唐玄宗催促哥舒翰出关决战，不仅是因为他对哥舒翰的忠诚有所怀疑，更重要的是，因为封常清等人的失误，唐朝丢掉了洛阳和陕郡两大漕运主线节点，而漕运支线附近的重镇南阳又遭到燕军围攻，朝廷随时可能被切断所有漕运线，军队也会失去后勤。唐玄宗只能逼迫哥舒翰主动出击，以打破僵局。
又如，安庆绪丢失两京后一路败逃，连史思明都一度宣布投降。然而赢得了香积寺和新店两场决定性会战的唐朝，却顿兵一年之久，没有乘胜追击，给了史思明等人再度复叛的机会，唐廷因此未能获得彻底胜利。对于这一奇怪的现象，本书结合唐廷的财政状况指出，上一年搜刮来的江南赋税彼时已经用完，唐廷在财政上已经濒临枯竭，停止进攻，是因为所有能筹措军费的财政手段已经用完。
这种将军事分析与政治、财政背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，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，更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。跨学科的手段引入，使得很多历史悬案的解决，有了简单直接的办法。作者对张巡睢阳食人守城案的重新考证，堪称经典案例。传统说法，张巡在睢阳保卫战中“杀妾飨士”，食人高达数万，这一记载长期被视为“忠君报国”的极端案例，同时也引发后世关于“道德伦理与生存选择”的争议。作者运用“量化分析”与“逻辑推理”相结合的方法，对这一事件展开严谨考证：
首先，通过梳理史料中关于睢阳城内存粮、士兵与百姓数量的记载，计算出城中原有的6万石存粮，若仅供应守城的6800名士兵，足以支撑一年。此后有超过一半的粮食被分给了其他城池和守城百姓，但伴随守城士兵的减员，口粮紧张程度并不如通常所说那般严重。
其次，作者指出，在南霁云第二次求援后，1000多名援军带来了数百头牛，还有一些战马，进一步缓解了粮荒压力，似乎并不需要大规模吃人。即使在得到这批牛之前，粮草最困难的时刻，守军确实存在小范围人相食的现象，2000名守军也不可能在两个月内吃掉数万人，如同时代张巡友人李翰曾明确说“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”。
综合以上证据，作者得出结论：张巡守城时，食人事件确有发生，但主要发生在断绝粮食的平民之间，守军并未有组织地规模性食人。这一考证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，更揭示了“历史叙事与政治权力”的复杂关系 。历史叙事往往蕴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，唐代官方通过夸大张巡食人事件，塑造“忠君殉国”的道德典范；而后世文人则通过这一叙事，构建“纲常伦理高于个体生命”的价值体系。在古人看来，经过他们夸张后，张巡的行为更加极端，却也更加符合偏执的道德叙事，而现代人却很难理解这种野蛮的偏执。《安史之乱》的研究，正是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量化分析与逻辑验证，破解了因为宣传造成的恐怖故事，成功地为张巡辩诬。
《安史之乱》在学术价值与阅读体验之间实现了平衡，既是面向专业研究者的学术著作，又是写给普通历史爱好者的通俗读物。对于普通读者而言，该书的魅力在于，作者以“宏观视野与微观细节相结合”的叙事方式，既能在“千年时间尺度与数千里地理空间”内，从容解读安史之乱的历史脉络，又能剖析历史细节，破解历史悬案，满足读者对历史的深入思考需求。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，该书的价值在于将地缘经济、军事战略、财政制度等维度纳入分析框架，效仿欧洲古典学传统，拓展了安史之乱研究的视野。
撰文/周禄丰
编辑/罗东 李阳
校对/薛京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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